小邱生活小常识合肥往事记一起下放巢县半汤
作者：雨田笠翁
1972年的夏天，我们知青组又来了新成员。他们是上海知青小杜、小邱和小马。虽然他们的父辈有的也是从农村去上海滩谋生的农家子弟，但是他们自己都是地地道道上海生、上海长的城市中学生。
小杜说他父亲老家在苏北宝应县，他回过老家，对农活略知一二，在三人中间算是个“老把式”。小邱是热情奔放的上海小青年，人豪爽，讲派头，穷阔气。小马是个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老实巴交的小伙子。
上海知青进村和我们本地知青进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回想1968年10月28日下午，我和小王、小柯三人从巢县一中篮球场出发，全部家当就那么个被窝卷，一只斜挎帆布包，一只搪瓷茶缸。身上穿的就是土裁缝做的衣服，像是"土八路‘’。
作者和一同下放的知青在半汤留影
小杜、小邱和小马进村却是风风光光，看上去像是装备精良的美国大兵，行囊整齐，物品齐全：人造革的皮箱，带拉链的旅行包，还有时髦的马桶包。他们穿着洋派，蓝涤卡中山装熨烫得平平整整，紧包屁股的确良长裤，裤缝笔挺，脚蹬尖头皮鞋，走起路来咯噔咯噔，显得气宇轩昂。小邱的装扮最具典型性，显示出那个时代上海，乃至全中国最时髦的穿着，可以总结为：“宽大处理”的衣服，“提心吊胆”的裤子，“一分为二”的皮鞋。他平时头上要么戴顶鸭舌帽，要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油光锃亮。他们热情大方，请我们吃上海“大白兔”糖，分享他们装在花花绿绿的饼干筒里的糕点。
他们安顿下来之后，首先就想起了父母的叮嘱 —— 写封家信报平安。可是，写信对他们来说可不那么容易，特别是小马，不知怎么下笔。虽说是“知识”青年，其实也没什么知识。想想也可以理解，文革开始，我和小柯才读到初二，他们比我们小3-4岁，大概才读到小学4-5年级吧。文革期间学校也没正儿八经地上过课，所谓中学生其实就是没毕业的小学生。再说，他们从小待在父母身边，哪用写什么家信。
实在没办法，小马只好向我们求助，帮他写封家信，并希望寄航空的，以便爸妈早点收到。我们告诉小马，巢湖没飞机，寄航空信要到南京、上海才能上飞机。不仅比平信慢，还要贴一毛钱邮票 (比平信多花两分冤枉钱。）可是小马不信，坚持要寄航空信。我们吃了人家的“大白兔”，这个忙只得帮了。可是，小马要求很多，他要我们在信中要表达出对父母最深的感情。正在我们思考掂量如何措辞，小邱显摆起学问来，他说，他在报纸上看到过，最尊敬的称呼应该是“阁下”。我们说，阁下是对外国领导人的称呼，怎么好用于父母呢？没等我们解释完，小马就赞同了小邱的建议。不仅如此，小马还希望能写得更亲切一些。于是，大家商量来，商量去，最终被小马认可的称谓是：敬爱的爸爸妈妈大人阁下。
写信难，小马肯定不是个案。当时有关上海知青写家信的故事还不少呢。有的人把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地址写倒了（倒是挺符合英美写信格式），一封信寄出去几个星期，转了一圈，又回自己的手中。当时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写家信的故事（大概有虚构成分）。说是一个上海女知青写信回家，汇报自己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的巨大进步。信中一大堆错别字，把爸妈吓坏了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亲爱的爸爸，妈妈：我在农村过得很好。女儿每天和一个老大狼（娘）睡在一个坑（炕），现在肚（胆）子越来越大了，请你们放心。
好了，说完这个笑话，再来说说发生在小马身上真实的故事。小马来生产队干农活很卖力，可是越来越沉默寡言。几个月之后，他突然失踪了。小邱叫我们不要担心，说：小马肯定是回上海了。到了年终，小杜、小邱也都回上海过年了。第二年一开春，他俩从上海回到村上。小邱告诉我们，他春节去过小马家。小马确实是回家了，不过是被别人送回家的。据说，小马独自离开村子，从巢湖上火车去裕溪口，过江轮渡时失足掉进了长江，被人救上来。因为受到惊吓，精神失常了。小马不会再来了。
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，小杜招工进了维尼纶厂。小邱趁着上海知青返城潮回了上海，在一家里弄工厂上班。1977年夏天，我去上海找到了小邱，他还是那样热情豪爽，拉着我上街吃馆子，喝啤酒，嘴里还哼着当年在村田埂上哼过的上海小调：“柏油马路真平坦，灯光刺眼睛……”。吃饭间，我问起小马。小邱说，小马家就在附近，马上带我去看看。在闸北区共和新路的一幢楼房里，我们找到了小马家。小马的爸爸是个普通工人，一个鞋匠，头发稀疏，背有些弯曲，还有些耳背。小马有个哥哥卧床在家，小邱说，这个哥哥是他家最有出息的，武术很好，还带着徒弟，可是不幸受了重伤，还不知能否治好。我们起先没有见到小马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家人才从房间里把小马搀扶出来。小邱大声对小马说：“小马，有人来看你的了，你还认识吧？”小马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小……小……小……” 他认出了我。
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没见到过小杜、小邱和小马。他们也该是快奔7的岁数了。我想小杜大概已退休回了上海，他和小邱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好吧。可小马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不敢想。
最忆是巢州
